︎

陈哲：刺透的凝视

年轻的陈哲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摄影师之一。她创作的看似轻取、实则繁难的影像，以及她对于人们曲折复杂的心理状况的关注，使她仅在2011年就获得了马格南基金会授予的英格·莫拉斯摄影奖、三影堂年度摄影师奖和连州摄影节新摄影奖。陈哲迄今为止的两组作品都从自伤出发。尽管表现形式优美，但考虑到自伤这一主题本身在现实中遭到的冷遇，对于造访陈哲作品的人来说，谈论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陈哲的摄影实践并不简单地将自伤作为一个瞬间性的行为，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事件所关注。如果我们可以认同，自我损毁的快感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目睹自身流血时的震颤和对于淤青的着迷。那么就不难想象，当自伤行为造成的疼痛和伤疤随着时间褪淡，而作为在场证明的照片不在场时，重复自伤的需求也会重新燃起。如此看来，以拍照记录自我损毁这一手法，实际上赋予了该行为一种超越生理体验层面的意义。通过记录自伤并将之置于公共视野之内，陈哲的创作在无形中扩大、延展了自伤者和观者双方的心理维度。

《可承受的》是陈哲初露锋芒的首组系列作品。在这份记录了她个人五年自伤史的自白档案中，创作对于艺术家本人心理的影响是渐次显现的。起初，陈哲的取景倚仗于随机发生，她只拍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在逐步积累的过程中，这些向内的照片显露出它们自身的意义，成为日后被陈哲归结为具有“疗伤性”的一种手段。借由拍照，她得以直面个人的混乱。摄影行为将肉体上的痛楚和精神上的苦难提炼出来，将一种身份从另一种身份中分离出来，令其他者化，从而使自伤的个人免受其害。换句话说，陈哲对于艺术创作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是她的心理应激机制的成长过程。这一点其实并不难想象：古今中外已有无数艺术家用画笔对抗身体和精神的困境，普罗大众也把艺术视为抑郁和危机的止痛剂。可一旦艺术家把镜头转向他人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陈哲的系列作品《蜜蜂》记录了这样一群人，“当面对生命中的混乱、暴力、疏离与无可避免的失去时，他们在自己的身体上留下痕迹，以此确认并保存诗意的心。”其标题出自于维吉尔在《农事诗》中谈蜂：“如果受伤，它们会/用毒针蜇咬，刺穿血管/把刺深埋，将生命/留在自己制造的伤口里”。在这宇宙里我们孑然一身，如存在主义者所言，我们赤条条地出生，再孤零零地死去。陈哲与她镜头下的“蜜蜂”亦是如此。为了交换拍摄对象的故事与信任，她率先展露自己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伤，以彰显彼此之间联结的特质。艺术家的自伤者身份，在这场创作中，既是起点/方法，也是终点/目的。最终，陈哲用90张照片和40组信札还原了这些“在这宇宙里孑然一身”的个体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经由自伤展开的一番审慎的对话，一场富有生命力的相遇。

陈哲通过艺术创作对人类痛苦展开的求索， 同时也是她对于身体这一存在本身的哲性自省。她使用照相机解析被摄者的存在，正如思想家通过逻辑推理解析自己。她的拍摄像影响自己一样在被摄者身上施加影响：将疼痛对象化，将创伤他者化。一旦被摄者获得了某种观看自我的逻辑距离，他们便能更好地理解自己行为的来龙去脉。这种带有距离的观看视角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长变化，同时允许主体以分离的客体状态独立再生。图像中孤立的“我”帮助现实中孤立的“我”重新定位，一场不受肉体痛苦和存在孤独所笼罩的自我反思也因此成为可能。（陈哲与被摄者的友情是疗伤性的，但难道友情不尽皆如此？）

在被摄者的眼中，照片呈现的是他者化的自己；而对于观者来说，情况则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伤是人格化的伤。这些照片引燃了一种共识，使我们从感官层面上意识到人类身体共有的物性，提醒我们去思考那些未曾见、不曾说、却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命运。正如罗兰·巴特对于“刺点”的阐述，“当一个场景（一幅照片）中的能指恰好对应上记忆中的某个片段时，这段隐秘的回忆就会被激发。”注视着照片中的伤口，我们无法不回想起自己曾经受到的肉体伤害：蹒跚学步时的第一次跌倒、第一次擦破膝盖、第一次抽血、第一次纹身……照片中的伤既是你所有的，也是我所有的。我们被带回到那些极其私人的记忆中，思索着关于我们身体的一切可为与不可为，关于人人得尝且畏的共同的终点，关于个体命运的近乎不可能的认知。在陈哲作品的凝视中，我们所感到的生理层面的本能不适，实际上正是独一无二的人性的证明。

陈哲的身份是艺术家，而非形而上学家。尽管在当代艺术的框架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也是很制式化地）将她与维也纳行动主义联系起来，但是陈哲的创作和鲁道夫·施瓦茨克格勒等艺术家实践的令人不忍卒看的身体损毁不同——她作品中的自我损毁无一不是发生在创作之前的。陈哲使用身体，或者说从身体出发，进行创作，但她并不剥削身体。在面对难以用世俗的既成概念解释的复杂命题时，她表现出了一种温柔的冷静。在面对他人眼中的畸怪时，她看到了美。陈哲在作品中寻求的并非政治反抗，而是个体同盟。她的实践是对于痛苦、孤独、以及多数人怯于剖白之事的一场清醒的展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