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中的文本以及它们指向的“同在”
聂小依
2019/1
《蜜蜂》与《可承受的》是陈哲早期的两个作品，因为都有关自伤并且处于艺术家的同一个生命阶段，它们常常被一起编辑在展览和书籍中。但《蜜蜂》在图片之外包含了文本，是艺术家和拍摄对象之间的书信、聊天、自白，以及书籍中的页面。在我遭遇这个项目将近六年之后，我意识到《蜜蜂》中的文本或许是我一开始衷情的原因，所以今天想写的并不是图像，而是《蜜蜂》中的文本和《蜜蜂&可承受的》的图像之间的共振。
《蜜蜂&可承受的》在2013年尤伦斯艺术中心的On/Off展览中有一面墙，并未装框的图片和写有文字的纸页被尾端裹着透明塑料的细钢针扎过纸张的四角，错落着固定在墙面上。图片和文字之间并不一一对应，所以文字中的“我”其实无法落实到具体的身体，而是和其他的“我”形成了一个群像，仿佛身体可以彼此替换。对这些文本，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其一是书写本身的物质性。在广煜和许磊设计的2016年的出版物里，文字页面和图片页面交替出现，占据了一半比重；而在2013年的展览中， 牛皮纸、薄且发灰的作文纸、克数厚重的白浆纸、光滑的印刷纸、底色暗黄的笔记本的纸、随手撕下的纸条，以及这些大小不一的纸张承受的刻划（手写、打印、圈划、折叠、涂抹，与照片中身体承受的刻划呼应着），本身形成了一个比图片更具多样性的感官矩阵。如果项目中的照片是艺术家“在”现场这一动作和与其他的“我”“同在”这种状态（常常意味着注视）所留下的痕迹，这些文字的纸张则代表了那些共同在场的不同个体之间的情感连结。文字中的许多“我”，在彼此的书写中渐渐形成了一个“我们”。在现在的作品介绍里，艺术家称呼图片中的人们为“被摄对象”（subjects），这让这个项目回撤为一个摄影项目，但很明显“被摄对象”和“艺术家”曾经一同与世界角力，为“接近真相”而达成了一种合作关系。John Roberts曾经讲作为艺术形式、出于自我意识而选择的合作意味着承认彼此间的不同，却共同行动着以抵御试图让人丧失独特性的现代社会的同质化过程。合作，意味着未知、试验和反抗。而这些文字、这些照片的确记录了共同挣扎和反抗的时刻，它们是一个档案，保留着回返向行动现场的路径——那些穿透自我的刻划和面对他人的书写。
另外一点是，这些文字与图像交织、拧结出人与人间的坦诚、信任和“同在”，形成了一个图片和文字之外的第三种平面（如同一张向世界摊开的手掌），但这些文字里的自我否定是使这让这个平面脆弱、颤抖并且生动的皴裂 。《蜜蜂》文本中的许多书写者都在否定和尝试维持自我的存在。我不想谈这些怀疑和个人成长之间的关联，在这个作品里，更重要的是这些痛苦虽然极度个人，却同时被其他的“我”“完全理解”着——换句话说，这些自我剖白、同时向他人倾诉的文字并非求救，交换文字的双方其实仍在确认着TA们在共同面对着无理的世界、无法理解的自我。即便其中一方会消失和坠毁，这些文字仍然承载着这段共同的关系。这些毫不遮掩的个体内部的裂隙，反而让个体之间的“同在”变得更加珍贵。像已经摇动的桥墩，会随时崩裂、坠入深海，但桥却因此有了飞翔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