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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圣殿里的蜜蜂

Jean Loh
2011/8



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
——圣经·哥林多前书 6:19-20

“生于北京,现居洛杉矶的陈哲是一位摄影艺术家。在过去四年里,陈哲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人体改造, 毛发、应激障碍、身份认同与记忆的作品。陈哲之获奖项目记录了一群有自伤经历的中国年轻人。摄影师将拍摄对象的自毁行为看作净化精神的手段,这种抒情的表现手法使得原本就不简单的主题变得为更加复杂。”这是玛格南基金会将2011年英格·莫拉丝奖颁发给陈哲时,对她的年轻杰作《蜜蜂》所做的简短总结。

陈哲更早的一组名为《可承受的》自拍像系列,于2011年4月首次在草场地摄影季展出并获得了三影堂摄影奖。我记得在那面墙上,钉着充满痛苦回忆的拼图。尽管陈哲年纪轻轻,但当遇到她本人时,我仍然被她整体的黑暗力量和惊人的自我意识吸引了。具体地说,是她完全建立于自我经验上的艺术创作打动了我。陈哲照片中那难以诉诸语言的、双重却并不矛盾的私秘性和展示性,让我相信她是一位“作者型”的摄影师。

陈哲的自伤行为始于七年前。虽然她说过,大学时把自己的摄影日记交上课堂是她“心理转型”的起点,但时至今日她仍然无法抵挡时刻可能复发的自伤诱惑——为了享受鲜血渗出皮肤的快感。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认为,正如月经的运作可以“清除女人的不良体液”,“放血”是让病人恢复健康的必要过程。现今一些人,尤其是患有抑郁症、对适应社会感到困难的年轻女性,往往会陷入损害自己身体的心理模式,以此来“求生存”。简·伊芙林·阿特伍德的巨著《监狱里的女人》中,有一张令人难以忘怀的照片:1992年的捷克帕尔杜比采拘留中心,四个有自杀倾向的女狱友的手臂之合影。四条手臂上面布满了丑恶的伤疤和糙粗缝合的伤口,中间还点缀着烟头灼伤的痕迹。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陈哲开始了一项被她自己形容为“延展的自拍像”的项目:从最基本的纹身到较严重的自伤和人体改造,陈哲寻找并拍摄与她拥有相似心理背景的人,那些被她称为“蜜蜂”的伙伴。莱欧纳德·科恩在《喜爱的游戏》中写道:“小孩像展示奖牌一样炫耀伤疤。爱侣互揭伤疤来透露秘密。当真理通过肉身来体现时 [译注:道成肉身],那么伤痕(在追逐真理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拍摄伤痕累累的身体是将无法形容的痛苦化为触手可及的实存的完美方式。”陈哲如此说道。

有些人惧怕疼痛,有些人却津津乐道地渴望痛苦。人类似乎可以就此分成两种:予人创伤者和自我创伤者。历史上的征服者、独裁霸王、奴隶主,都曾使用酷刑向被统治者施加身体和心理上的惩罚。狂热的基督教追随者,会在修道院私房内,或公众游行中,进行自我伤害和鞭抽,以此来体验神性。通过在自己的身体上造成模仿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痕”,信徒们试图清除想像中的罪——他们认为身体这一圣殿早已被魔鬼当成家了。在柬埔寨的种族屠杀博物馆有一张格外恐怖的照片,照片虽已随时间而褪色,但它仍在观者心中留下悲伤而生动的疼痛:“一个茫然的赤膊少年,眼神松散,毫无表情地直视镜头。由于他被捕时没穿衣服,刽子手把别针直接插入他的皮肤,钉起作为受刑者的序列号码:第17号。”当今社会中对身体“圣痕”的追求多已偏离宗教和精神救赎,转而成为一种人体艺术或带有情色意味的选择。纹身、穿孔、填充、悬挂、割皮、分舌等各种各样对人体不同位置的破坏,有些甚至要通过外科手术来创造颇为复杂的疤痕。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共享了一个特殊的伤痛经验:肚脐证明了我们正是通过创伤才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一这具有普世价值的存在正是科恩笔下那“无可避免的伤疤”,它超越国籍、宗教和文化的差异,成为我们初临人世时就包裹我们身体圣殿的普世标签。这或许也是我们穷尽一生也要寻求快乐的原因吧。

《蜜蜂》中蜇人的“刺”让我们直面伤痛。正是这种伤痛,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无论是从生理机能上,还是从情感上,是多么真实得在活着。陈哲毫无避讳地呈现了一个我们几乎完全陌生、甚至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的世界。系列中的一幅照片,是一个身穿蓝色泳衣的女孩,她平静的姿态下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照片是关于一个秘密的秘密。它告诉你的越多,你知道的越少。”(黛安娜·阿勃斯)仅仅辨识出这个蓝色天使手臂上告密的伤疤是不够的,为何?如何?她是谁?他们是谁?这些通过放血获得快感的自残行家,这些在皮肤上穿钩悬挂以求救赎的身体改造师,这些年轻美丽的虐恋者,这些在暴食、厌食、催吐之间疲于奔命的饮食失调症患者,这些通过隐蔽自己来感到安全的蜇居族……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些问题留给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甚至神学领域的专家,然而这所有令人不安的出现毫无疑问在我们脑子里刮起了一场大风暴。

与体征上有明显异常的畸形人不同,陈哲照片中的角色有一种难以定义的“贵族性”——他们忠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并以秘密的仪式与陈哲分享自己的故事。相对于南· 戈尔丁用闪光灯明目张胆所捕获的人群,《蜜蜂》中呈现的更多是柔软和内向的自省。若拍摄对象要去医院就诊,陈哲便与他们同行;若拍摄对象不好意思脱掉衣服,陈哲就先向他们展示自己的裸体和伤疤。正如荒木经惟的自述:“如果被我拍摄的人是赤裸裸的,那么我也把衣服脱光, 做一个赤裸裸的摄影师!”这种心理学上的共情与通感帮助被拍者放松自我,从而流露出只为“秘密社团会员”展现的心灵面貌。

陈哲作品中的诗意和抒情还体现于她对不同题材的探索与杂糅。她对影像的创造力和肆意挥洒的实验性令人联想起早逝的摄影天才弗朗杰斯卡·伍德曼,《蜜蜂》中手缠绷带的女孩与伍德曼手套树皮的自拍照有着奇妙的共鸣。从肖像、风景到静物,陈哲的照片无一例外地让观者感到紧迫,宛如溺水获救后那第一口深呼吸:跟着她的相机,从下往上,再从上往下,趴在床上,直面被雾气模糊了的镜子,在浴室里让水淋湿,从室内的棉花糖,一路转向郊野的篝火。要如何解释我对那位身穿蓝色泳衣的丰满女孩的迷恋呢?或许我们可以从观念、情感、审美等各各方面去言说;或许我们除了其审美素质,不需要更好的理由,当面对她脸上凝结的笑容和手臂上那一排整齐的粉色伤疤时——那是一个假想的鲨鱼宝宝留下的假想的齿痕。

阅毕《蜜蜂》,如同结束一场清爽的淋浴,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活着这一事实,并准备好面对未来任何可能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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